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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你对他们很好，我并不惊讶。”高以翔的好友毛加恩曾在网络上发布过这样一段文字。
褪去明星一词所带来的名誉和光环，从好友那里得知的高以翔，只是一个受到邀请即将要去参加朋友婚礼的伴郎，一个能给身边所有人带去祝福与温暖的普通人。明星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法超越的全能人才。即使是身体素质极好的明星，也无法与体能超强的专业运动员相较于同一竞技场之下。
《追我吧》节目为营造后现代偶像奇观，将明星与超能素人拉到同一竞技场地进行比拼，非理性的节目赛制需要承担其事故责任。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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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从符号的形态特征出发可以将所有符号划分为抽象符号和形象符号。影视明星作为特殊的形象符号——偶像符号，具有独特的意义。偶像总是带有某种虚幻性，为人所崇拜。
影视明星是一种既不等于影视明星本人也不脱离本人的形象，是托载着某种愿望、理想、价值、观念的形象。
在偶像与崇拜者之间，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精神联系，而这种精神联系比一般的形象符号更具有黏度和吸引力。
在当今消费世界里，粉丝经济迅速膨胀，偶像符号消费成为了经济收割机当中的利爪。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对商品欲望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无论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又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偶像符号背后承载着更深层次的欲望逻辑，对符号消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视、报纸、广告等媒体借助意识形态编码把商品符号的意义传递给消费者，使其对物品的符号价值达成认同。
极限运动在偶像已有的符号价值基础上，增加了猎奇性、刺激性等特点，使原有的偶像符号价值增加重量，变得更有利于符号消费。
在《追我吧》中，由于攀爬高楼大厦与挑战其他难度极大的关卡已经超出常人预想，当明星真正挑战成功之后将会得到观众更大的反响，刺激节目收视率的提升。
但消费的诱惑极易酿成非理性的判断的产生。一味追求增加符号价值的重量而忽视偶像符号的本性，符号的天平将被消费的利益推翻，偶像符号的本真性也将因对立方所施加的难以承受的重量而顷刻崩塌。▼
异化理论由马克思提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揭示了异化的基础性的、普遍的表现形式——“物化”或“商品拜物教现象”。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及它后来的深化来看，异化的本质在于权力、资本、媒体和机器彻底控制了人，使人不仅要充分发挥生产力，变成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还必须形成“消费力”，变成高速运转消费机器。
随着媒介革命的发生，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偶像经历了从英雄偶像到名人偶像、从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的转型。
作为资本和技术双重作用下的消费产品，偶像变成了一种异化的文化符号，已由传统的精神信仰象征沦为了消费的符号、空洞的形象和娱乐的工具。
从偶像符号本身来说，消费社会中名人偶像成为一种被塑造的消费符号与偶像自身真我相脱离。
偶像处于分离的二者之间，被动地接受自身真我的剥离，最终可能会因无法忍受而产生心理或身体等问题。
当偶像符号成为权力、资本和媒体异化的产物，偶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涉到背后复杂的权力机构，偶像自我的本真性被压制而无法得到满足。
在《追我吧》节目录制的现场，参赛嘉宾在迎接挑战时不仅要考虑队友的利益、全场观众的期待，还要考虑节目播出时的效果，如这样的情节有没有抓住观众的眼球。
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在挑战中途放弃的明星嘉宾需要鼓足巨大的勇气。但在不断突破极限的理念下，不少明星嘉宾选择坚持到底。
但极限的界限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不断突破极限本身就是在界限边缘试探的行径，背后的安全系数难以预料。
从偶像制造者——媒介来说，他们根据受众的喜好将名人偶像当作文化消费符号塑造出来，偶像的一举一动所代表的不再是自身真我想要传达的意义，而是作为名人偶像这一符号所具有的意义。
名人偶像作为媒介的工业化产物，不具备永恒的卡利斯玛属性，其偶像符号的寿命会随时间更新换代。
另外，偶像任何违背大众意愿的行为都会被无限放大化，若受众将媒介所构造的“拟态环境”误认为真实的世界，这将直接成为偶像符号寿命加快的催速剂。偶像制造商在偶像符号面临寿命危机之前，采取各种手段来使自己获取的利益最大化。
明道在《演员请就位》里表示自己距离上次“试戏”已经过去十五年，他已经好几年没戏拍。
傅首尔在《做家务的男人》中曾表示希望自己在有工作的时候能够好好做。偶像符号的效力总是稍纵即逝，对偶像符号来说荧幕上每个照耀自己的镜头都是珍贵的。
偶像制造商为延长偶像符号的寿命，使用一系列猎奇手段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利用夸张的事实和刺激的心理去过度填充偶像符号，只会让偶像形象符号的真实模样越来越离奇和异化。
而对于粉丝来说，一旦偶像形象过度异化，粉丝的认同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失。▼
韦伯(Max Weber)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理智化，最主要的则是“世界的祛魅”。“祛魅”是韦伯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也可以翻译为“除魔”、“去魅”、“解咒”、“去神秘化”等，是指“摈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图源网络）
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理性化）中，人不再是世界的产物，而成为了以自我量度世界、征服世界的独立主体。“世界的祛魅”过程，实质上是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的过程。“祛魅”是指对非理性之魅力和神圣感的祛除。
现代偶像符号的“祛魅”虽与韦伯所说“祛魅”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但它们都旨归祛除非理性与神圣感，塑造世俗化形象。而偶像制造者为增强符号消费力对偶像符号采取的异化、神化手段，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化”与“世界的祛魅”恰恰相反。偶像符号的异化手段旨在神化偶像符号，创造出偶像十全十美、无所不能的假象，让偶像脱离其本真性，压制偶像天性。塑造世俗化偶像符号的意义在于：以务实的人物取代理想主义式的高大全的英雄，打破伦理教化的精神偶像对人主体性、能动性的钳制。
对于偶像符号的“祛魅”，需要减少塑造猎奇性符号的行为，回归偶像符号的本真。偶像符号拥有着比常人更为优秀的某种能力或某种品质，这一点毋庸置疑。除去偶像符号自己本身所带有的特质，偶像制造者向大众制造的猎奇性标签和符号，使偶像和偶像活动陷入异化。偶像符号自此陷入非理性的局面，过度虚化后的形象展现也导致偶像活动本身失去了价值。放弃虚无缥缈又危险的符号制造，回归偶像符号本真性，突出偶像符号本身的优势和特质是更好的打造偶像符号的出路。人无完人，偶像也不是万能的。节目制作人需认清偶像符号的本质，回归偶像的本真性，贴近粉丝生活化和世俗化的气息。对于偶像自身和节目组的受众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利益诉求。▼
【1】李志雄,侯丽杰.后现代偶像的建构与解构——以“鹿晗事件”反思当下偶像崇拜现象[J].传媒观察.2018,(02)：31-33.【2】尹金凤.现代偶像“祛魅”的道德困境与道德矫正[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2-43.
【3】王泽应.去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影响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9:1-8.
【4】回根.虚幻社会外表下的批判与反思——解读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异化.视听.2019,(10):105-106.